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义理考据

 
 
 

日志

 
 
关于我

下过乡,进过厂,就是没有扛过枪,跳沧海,没死亡,上岸后,再思量,搞研究,老益壮,三国文化更弘扬。

文章分类
网易考拉推荐

《报任安书》与《出师表》比较研究  

2009-12-19 21:52: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报任安书》和《出师表》是同一时代不同时期的两篇文章,是两个处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身份不同的人所写的,反映的内容与表达方式迵异。《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挚友任安写的回信。司马迁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是皇帝身边的人。《出师表》是诸葛亮给蜀汉后主刘禅上的奏章。诸葛亮是蜀汉丞相,也是皇帝身边的,并且掌管着蜀汉国的军政大权。两篇文章在其内涵与外延基本不同的情况下,又有其通同之处,如情感的郁结,心灵的表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忠君爱国的激情,文学与情境的交融等等。两篇文章都是感人至深的不朽篇章,本文将撷取几点,进行比较论述,浅陋之处,还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思想基础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盛世,诸葛亮生活于汉末季世,都在汉王朝时期。大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第一个辉煌朝代。汉王朝的建立,是历史的进步。华夏民族的统一、繁荣,把人们带进了一个亢奋时期。一种积极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与之相适应。汉兴以来,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国运昌盛,民族地位显著提高,这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空前。人们高歌那“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高祖功绩;人们怀念那轻徭又薄赋的文景之治;人们希望那文治武功的汉武盛世长存。

司马迁凭借倜傥非凡的才能和家父的特殊职业,得以在皇帝身边工作,又能继承家父的绪业,本来是非常幸运的。大汉的皇恩荫及于他,歌颂盛世,为朝廷尽职尽忠义不容辞。而他中途的际遇却与汉王朝的兴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在给任安的回信中作了充分的阐释。任安给司马迁写信,让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当时他担任着中书令的职务,能够经常接近皇上,有这个责任和机遇,但是他无法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身残处秽”,因为为李陵说好话而遭致“佴之蚕室”的结果,是因口语遭此劫难,教训是很惨痛的。

大汉王朝由刘邦奠基,经文、景之治,到武帝时达到了兴旺,民族地位也在提高之中。而匈奴的侵害由来已久,妨害了本民族的重大利益。从秦到汉武时的百余年间,却无可奈何,尽管秦与汉朝前期采取了多种措施,象秦修长城加强抵御,汉对匈奴的怀柔与和亲等,终究解决不了匈奴之祸患。汉武帝,决心彻底打击匈奴,廓清灾难。曾派卫青、霍去病对匈奴进行过多次沉重打击,又派张骞联结大月氏企图夹击匈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遣李陵与贰师将军李广利配合打击匈奴。在此次与匈奴的战争中,李陵仅有五千士卒,又遇着匈奴的主力,而贰师将军未发兵援救,致使李陵身陷绝境,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在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降匈奴,有失节之错。在主上“惨怆怛悼”之时,“欲以广主上之意”的司马迁却认为李陵的失节是暂时的,而谋报效汉室的时机。这次征战的不利,有损国威。李陵的投降,“颓其家声”。而贰师将军的不救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李广利与皇上有亲缘,故而得到皇上的偏袒和阿谀之臣的辩解。流俗之言认为司马迁在欺骗皇上,认为是在诋毁贰师将军,逐交付有司判罪。按汉律,其罪当问斩,因“货赂不足以自赎”,死且如毁九牛一毛,而事业未能有所尽,因此选择了“亏形”之举。

《报任安书》涉及任安、李陵和司马迁自己的不幸。任安在戾太子事变中有屈情,李陵在建功后迭差,司马迁在“拳拳之忠”的表白时有激动,这样,三者的遗憾都不被当政者所宽容。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用钟子期和伯牙的关系比喻自己和任安,将心窝子的话掏给了任安,述说了自己蒙羞含垢,隐忍苟活的原因和目的。他要完成一部历史巨著,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经验“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为执政者提供兴国理民的历史借鉴,并以科学的态度来“究天人之际”,找出历史上成败兴坏的客观规律,即“通古今之变”,另外就是要将自己的著述和孔子的《春秋》相媲美,传之于世,那就是“成一家之言”。作为太史令,不能高官厚禄,光宗耀祖;不能攻城夺池,斩将搴旗;至于推贤进士,纳忠效信之事则因遭李陵之祸而犯着忌讳。提供一部民族的历史通史就是自己能为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司马迁身是残的,而血是热的。

诸葛亮给蜀汉后主上《出师表》时,已是汉末季世。《出师表》首先指出:“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种形势与司马迁所处的汉武盛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蜀汉政权的创建是先帝刘备与群贤臣合力奋斗的结果,当然也与诸葛亮的谋划是分不开的。公元207年,刘备访贤于襄阳隆中,“凡三往,乃见”诸葛亮。诸葛亮在其著名的“隆中对策”中分析了当前军阀们混战的形势,建议刘备占据荆、益二州,建立政权,连结与曹操相对而言的弱势集团孙权,共同对抗强大的曹魏,待形势转化到于我有利时,两路杀出中原,恢复汉王朝的统治。208年,曹操挥师荆、吴,刘备联结孙权大败曹操于赤壁,接着夺取荆州,拿下益州,值此事业大发展的兴奋之际,却因关羽发动了襄阳战役及战役的无节制,不但使荆州丢失了,而且导致刘备为夺回荆州的夷陵之败和先帝崩殂等一系列恶性后果。形势急转直下,以一州之地与中原抗衡,实为难事,刘备闯荡一生所纠集的精英人才也损失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维系政权的责任自然落在了诸葛亮的肩上。

汉王朝四百年的统治历史是深入人心的,处于士大夫阶层的许多人是不愿看到汉王朝衰亡的,诸葛亮也在其中,他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他要求出师伐魏,恢复中原,他要报先帝的知遇之恩。诸葛亮推崇的先汉兴隆的情况,指的就是汉高祖到武、宣这一上升到繁盛的时期。

诸葛亮与司马迁都愿对大汉王朝尽忠尽力,只是各人所处的时段、地位、个人际遇和环境因素不同,决定了他们报效朝廷的方式不同。司马迁效忠朝廷而遭个人之祸,不能够“推贤进士”,却以另一种方式,著述“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的《史记》,来为朝廷提供历史借鉴。诸葛亮则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精神力图恢复汉室,企欲重振大汉雄风。

二、情感的郁结与心灵的表述

《报任安书》和《出师表》都表述了自己心灵的情感郁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及心灵的创伤详尽地诉说给了任安,首先表明他不是不愿为朝廷推贤进士,而是自己已是一个受辱之人,身同太监,“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也还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是被当作“倡优畜之”,供主上玩弄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来推贤进士呢?他说“向者,仆常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今以亏形为掃除之隶,在躢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这种情感的郁结,矛盾的心理,一直贯穿于文章的始终。而且他列举了诸多对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也是由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而产生了郁结,这些人又是如何排遣郁结的,他是这样讲述的:“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聖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然而自己的郁结与这些人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理应死节,但是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因口语遭此祸,无法弥补。“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也就是轻于鸿毛,于是接受了最耻辱的宫刑而苟全性命,其目的是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一旦了却了这个心愿,便可以偿前辱之债,死而无憾。

司马迁又列举了西伯、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魏其侯、季布、灌夫等诸人,都有不同的受辱情况,“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而这些人都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没有在受辱时死节,是因为各人所处的形势不同,应死得其所,而不是他们怯懦和贪生怕死。我呢,“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在这种情况下,你“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私心剌谬乎”?这种矛盾是无法调合的,正如他说:“戴盆何以望天”。

《出师表》是诸葛亮给蜀汉后主刘禅上的奏书,其目的是要率领蜀汉大军北伐曹魏,饮马河、洛,恢复汉室。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认为蜀汉的形势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了,叙述了忠志之士与先帝创业的艰辛,说明了先帝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阐明了出师的原因,追忆了先帝的懿德,告诫刘禅要虚心纳谏,公平执政,不能使“内外异法也”。并劝他要“亲贤臣,远小人”,对于先帝遗留下来的忠志之士应亲之信之。

从《出师表》中,我们能够看出,诸葛亮除了陈述自己的意见外,其心灵深处的郁结已经达到了忧愤深广,无以复加的地步。

诸葛亮的郁结是与蜀汉政权的兴、盛、衰、亡联系在一起的。蜀汉政权是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后创建的,而今已经到了衰的时期,如何挽救这一局面,重振先帝在时的境况,了却先帝兴复汉室的遗愿。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现实的内忧外患已经非常严峻,虽然我掌握着蜀汉的军政大权,但是相应的责任,我是否能够担当的起来呢?

想当初,先帝与我的一幡晤对,是多么的有激情,是多么的有前景,我们实践了联吴抗曹,赤壁一战,使企图横扫荆、吴的曹操败北。我与先帝夺荆州,取益州,政权从无到有,事业由小到大,那是何等的振奋人心,我与有高祖之风的先帝创业的势头,大有振兴高祖基业的希望。而途中,事与愿违,本来兴旺发达的事业却因荆州失守、猇亭之败,先帝崩殂而急转直下。现如今,内忧外患,危急存亡,令人担忧。因此,在《出师表》中,他反复提醒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不要象桓、灵那样昏愦,表中特别举荐了一系列先帝信任的人,如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要他亲之信之。这就是说,他对后主的不明,或认为后主对这些贞良死节之臣有不信任的时候,以及对他偏袒小人的情况有所察觉。或者他以为我在身边时,小人的兴风作浪是行不通的,今当远离,那就很难把握,蜀汉后期陈衹、黄皓等的专权误国证明了诸葛亮对后主的担忧是有根据的。而今“临表涕零”的心情,非是惜别后主,实是追念先帝。

内忧外患的其他情况在《后出师表》中阐述的非常清楚。《后出师表》出自于张俨默记,无论从体例、章法、风格、情趣、文采等方面都与《出师表》大相径庭,很难断定是诸葛亮的文章。而《后出师表》中的六点不解,却道出了诸葛亮对“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疑惑,此时的诸葛亮怎能不郁闷呢?而排遣郁闷的方法也只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与先帝临终托孤时诸葛亮的表态:“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是一以贯之的。

三、文学与情境的交融

《报任安书》与《出师表》都是声情并茂,首尾完整,气韵贯通,主题集中,明白晓畅的散文杰作。然其形象突出,情境交融,则更具文学的特质。

《报任安书》在以书信的方式向任安说明自己不能向朝廷推举人才原因的同时,塑造了特定环境中的人物形象。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两个职业不同的鲜活面容。其一是李陵,虽然司马迁是因为为李陵辩白而惨遭横祸的,但是他对李陵平素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在与匈奴作战时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及与将士的关系进行了赞美和誉述。他说:“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这是他对李陵平时观察的看法,而在具体表现方面又如何呢?他讲述了李陵和匈奴作战的情况:“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这一段叙事,把战争的双方势力,李陵的勇敢顽强,深入敌庭,转斗千里,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与威协,战斗的惨烈场面,以及李陵身先士卒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将李陵在将士们中的威信树立了起来,使人们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而李陵的形象也活脱脱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他确有无私无畏,恭俭下人的“国士之风”。难道这样的人不值得敬重吗?

第二个形象就是自己。司马迁在文章中主要写了自己的身世,遭际、心情等。这篇文章与《史记·太史公自叙》互为表里,被班固纳入《汉书·司马迁传》中。文章着重叙述了自己在“形亏”之后的九曲迴肠的感受,“是以肠一日而九迴,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而对于那些一心专营媒孽是非,巧取尊官,讨好主上的人进行了讥刺和鞭笞,表达了自己不与时俯仰,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坚定了自己对事业的信念,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状况细致地刻划了出来,又把自己的尴尬 处境和不被别人理解的成份多角度地给予了禅解,抒发了自己愤懑的郁结情愫。通过自叙自述,一个太史公圣洁的形象活现在人们眼前。

《报任安书》文意纵横,气韵贯通,语言流畅,创造和运用了许多警句,揭示了社会人生的许多哲理。“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解密了社会人生的情理;从对待智、仁、义、勇、行等方面的态度来界定君子的标准;从“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方面开列了士人应具备的品格;从那些王侯将相的不平遭遇来说明“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列举那些遭受厄运又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来证明倜傥非常之人总是要体现他们的价值。人生要活得有价值,就要懂得舍生取义,为了义理而奋斗。“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而死的意义在哪里呢,他揭示了一个伟大真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封长信虽是写自己,但却意境高洁,用语贴切,汪洋恣肆,情感丰富,气流充沛,夹叙夹议,明辩是非,寄情于理,寓理于叙,读来感人肺腑,荡气回肠。

《出师表》是一篇奏章,属公务文书,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写的,但他的文学性因素却很突出,它不但被后世认为是章表文学之精英,而且是千古散文名篇,现在读来仍然动人心弦。

文学的特质就是它应具有形象性因素,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形象能够在文章中得到恰当体现,那么这篇文章就具有感人的地方,它的文学性因素就较强。

《出师表》在陈述出师原因的同时,自始至终都在塑造先帝的形象,从先帝创业开始到最后的提示:“……深追先帝遗诏”,从先帝的宽厚、仁德、纳谏、知人善任到“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从先帝的亲贤臣的作为到“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先帝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了一个英明圣君的风采。一个有骨有脉,血肉饱满,受人尊重的道德君子形象就是从这些叙事过程中被合盘端出的。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以其热情洋溢的激情歌颂先帝的懿德,痛斥桓、灵的倾颓,赞扬忠志之士的贤能,感叹时局的莫测,表达内心的积虑,倾诉心灵的郁结,并发出“报先帝而忠陛下”的肺腑之音,决心“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后出师表》)。以叙事人身份出现的诸葛亮,赞扬什么,否定什么;爱什么,憎什么;时局怎样,应当怎么应对,都坦坦荡荡地表达了出来,内心的积虑与现实的矛盾都摆在了桌面上。款款之意,拳拳之心,怎能不打动主上,怎能不激励战士,怎能不让人看到一个热血沸腾的灵魂呢?

《出师表》不仅宣扬刘备的遗德,而且对刘禅的劝诫又贯穿其始终。要他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要他“谘诹善道,察纳雅言”,要他“开张圣听”,“不宜偏私”。《出师表》的阅读对象首先是刘禅,在他面前缅怀先帝的高尚品德,又担心他不能继承这些好的东西。在《出表师》的最后说自己“临表涕零”,还要求他要“深追先帝遗诏”。先帝遗诏中对刘禅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诫勉之语,诸葛亮重申这件事,就是对后主不明事理的一种巧妙诠释。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出师表》中,刘备、刘禅、诸葛亮这三个性格各别的形象互相映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就把文学的基本特征体现出来了。

《出师表》虽很简短,而辞能达意,把内心的积愫表达得很透彻,不用藻饰,朴实无华,情真意切,有风雅之概。词语凝炼,整散掩映,错落有致。重章迭句,回环跌宕。开宗明义,直陈其事。在陈述事情的同时表达了炽热的感情与深深的忧愁。它具有孟子散文高屋建瓴,酣畅雄肆的风格,两汉散文明白晓畅的特色,受辞赋的影响而能吸取其精华。建安时期的散文杰作较少,而这篇出于政治目的写成的《出师表》却孤峯突兀,独具特色,体现出“悲凉慷慨,刚建有力”的建安风骨,给建安时期的散文增添了光采,弥补了空白。

《报任安书》与《出师表》都不是以文学写作为目的的文章,但是为什么却被人们誉为千古不朽之作而垂诸青史呢?它们除了篇章布局严谨,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富于哲理,立意高尚,形象突出,主题集中,气韵贯通等等,尚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作者都贯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南北朝时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刘勰认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是“为情而造文”,还是“为文而造情”呢?刘勰肯定了“为情而造文”,抨击“为文而造情”是“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文心雕龙·情采》)。“为情而造文”就是表达了思想感情的作品。《报任安书》和《出师表》不都是一种深情的表述吗?情与境的融合又是通过表述心灵的郁结与陈述事情的原委来体现的。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作者的心血,言辞激越发自肺腑之音。

尾声: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政要》卷2)。司马迁的《史记》,将三千年的历史“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为社会提供了“古镜”。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与诸葛亮的《出师表》则从不同角度为社会提供了“人镜”的侧面。

光明磊落,他们的人品受到崇敬;尽忠益时,他们的思想光焰四射;理明辞畅,他们的文章为后世法。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彰示真理。

“亲贤臣,远小人”则警钟常鸣!

 

参考典籍:

《史记》汉司马迁著

《汉书》汉班固著

《三国志》晋陈寿著

《文心雕龙》南北朝刘勰著

 

本文见《襄樊学院学报》2007年12期 

        

 

 

 

  评论这张
 
阅读(664)|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