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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过乡,进过厂,就是没有扛过枪,跳沧海,没死亡,上岸后,再思量,搞研究,老益壮,三国文化更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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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三)  

2010-12-10 11:17: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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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张振群,1981年11月从黄沙中学调入勉县文物管理所任所长,开创了新时期勉县文物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对勉县文物管理与文物旅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勉县文物管理所成立于1980年7月,机构设在武侯墓。1981年中期原负责人去世后,武侯墓管理混乱,经县常委会决定,调他去并正式任命了职务。他是一个懂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能够管理好历史文化遗存。但文物管理又是新时期的一项新工作,头绪很多,工作繁复,政策性因素很强,且在改革开放初期,文物工作又与旅游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联。新时期中国的旅游事业是从文物景点开始的,勉县的旅游事业也是从文物景点开始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

他到任后,即组织学习文物政策法令,对职工进行业务素质训练,建章立制,并将文管所设置了几个职能部门:文物征集保管组(后来的县博物馆)、旅游接待组、后勤保障组、建设安全组等。分工协作,秩序井然。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生活氛围形成了。当时,全所干部、职工在所里上班,在所里住宿,并集体巡山,唯有星期日可以回家,大家毫无怨言。所里有全民工、集体工、临时工之分,除国家规定的经济待遇不同外,在使用方面,他是一视同仁的。后来一些集体工、临时工转入正式工序列。至今,过去的一些老职工经常谈论往事,回忆那段和谐美好的工作生活场景。

在很快安定和规范了内部管理后,即全面铺开了各项工作。1982年禁止了定军山开石放炮;通过调查,无偿收回本属于武侯墓而被村民耕种的六亩四分一厘土地(俗称八亩地);征集零散文物;清理因农田基本建设和其它建设发现的古墓葬;筹划武侯祠的培修开放事宜;向汉中地区争取了6万元,修建了武侯墓大围墙,1982年争取资金,同年开工,次年春竣工。解决了武侯墓历史无定界的难题。

武侯墓有360多亩面积,其中大部分为林区,并与原武侯墓乡的诸葛村、元坪村、吴家湾村连界。当地村民因经济困难,有一些头脑“活便”的人,时常趁夜深人静时盗伐树木,进内院偷花等,当地派出所也感到头痛,没有办法。他去后,一方面组织所里职工去周边村民聚合场所宣传讲解文物政法令及保护遗产的重要性,拉近了单位与周边群众的距离;一方面与乡上联合召开周边村组会议,建立了联防联保制度,每年一签合同,划片保护,安全无事故,文管所进行奖励,若哪一片区出事,由乡上罚村上。在各村保护的林区,秋冬的落枝落叶可由村民扫回,解决部分贫困户的冬季燃料问题。期年后,无盗树偷花现象发生。

1982年秋,成都武侯祠谭良啸先生来到了武侯墓,提出了应联合展开诸葛亮研究,互通情报,交流成果。文管所经过议论,认为很有必要,遂向汉中地区文教局反映了这件事,市文教局主管文物的副局长杨沛钧(后来调任陕西历博副馆长)十分支持,随即与县文化局、县文管所领导一同去襄樊联络此事,并在襄樊召开了诸葛亮研究的预备会议,决定成立成都、汉中、襄樊三地市“诸葛亮研究联会”,1983年10月,成都召开了“第一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第一个“诸葛亮研究会章程草案”是勉县文管所拟定的,是由我父亲亲自起草并修改,修改草案原件在我这里。就这样,全国的诸葛亮学术研究及三国文化研究在新时期的序幕拉开了,现已在全国诸多省、地、市举办了十七届,2011年5月又将在成都举办18届。

1984年,汉中要召开“诸葛亮学术研讨”第二届会议,勉县高度重视,拨专款对县域内的三国文化遗存进行了调查和整修,这次调查整修对勉县三国文化遗存的保护意义重大,基本摸清了勉县三国文化遗存的家底,对后来发展勉县三国文化旅游奠定了基础。这项工作是从1983年开始的,我父新亲自主持了黄沙木牛流马亭的修建。

文管所有一从事文物业务工作时间较长的人,也是他的学生,曾参加过武斗,在前任领导去世后,临时负责文管所工作几月,搞得文管所鸡飞犬跳,县上这才派他去,这人当面恭维,背后下刀,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1983年,有一次重要的业务接待,我父亲让他去,他大放厥词,文不对题,造成了极坏影响,县上主管部门派员调查此事,这人胡说乱道,被我父亲严厉驳斥,县局了解真相后,向主管县长作了汇报,主管县长对此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说:“调你到张家河(勉县最偏远山区,秦岭深处,与甘肃省两当县接壤)小学教书法!”此人胆怯,忙去找我父亲检讨,求情下话,以父相称说:“您和我父亲关系很好,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父亲总是不愿意给我生活费,是您经常帮我和我弟要生活费,您对我们有大恩大德,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儿做错事是不懂事,父救儿是感情事,我一时糊涂,做了对不起您的事,我一定痛改前非,救救我吧,今后我给你当好王朝马汉,努力工作,永远给您牵马揭发密切拽蹬,决不辜负您的大恩大德……泣泣淒淒,声泪俱下。我父亲一来考虑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二来考虑到他还有点业务能力,就和主管县长交流了看法,县长也说是威吓威吓他,让他好好工作,这事就这样平息了。但此人,在一段假表现后,坏水又出,企图夺权。与所里另一“业务”人员勾结,写黑材料,四处告状,到处碰壁,后来告到县委某副书记(军转地干部、小学文化)那去,这个粗糙的副书记到武侯墓去胡说八道,被我父亲合理冲撞后,当面作了忏悔,既批评了这个告状人,又当面说:“我不会报复你”,我父亲说:“报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副书记羞愧而去,随即下手,插手文管所的人事问题,使勉县文物管理工作陷于了另一种局面,这是1984年末的事。

1985年,他退居二线任参事,被县志编纂委员会借调,参与编辑了建国后第一部《勉县志》,至1989年退休。1999年参与审定了《勉县教育志》。

他在文管所工作期间,十分注重群众关系,和每个职工都进行交心谈话,了解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表扬其优长,指出其不足,按能力安排他们的岗位,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对家庭十分困难的同志则给予困难补助,对有一技之长的同志则尽量鼓励。当时,所里职工都很年轻,从十几岁到三十一、二岁不等,文管所有一擅长书法的年轻人,凡所里出通知、通告都让他写,县、市有书法展览和培训都支持他去,这个年轻人的工作热情被调动了起来。所里有一关中人,业务没啥特长,但他发现这人性直口快而不隐悔思想,在修建大围墙时,让他跑材料,搞监工,学基建管理,他热情很高。让他搞保卫工作,他极端负责,对山林管护十分尽职。他还从社会招至有泥塑能力的两位女职工,给她们创造提高艺术修养的环境,后来我与这两位共同创办了“定军山泥人厂”,其中一位在“北京世妇会”上表演了泥塑工艺并获奖。武侯墓有一讲解员,气质较好,素质较高。他常鼓励,增强了信心,工作十分努力,水平不断提高。给杨静仁、万里、李鹏、李瑞环等国家重要领导人讲解过,赢得很好声誉,对宣介武侯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他在文管所,十分注重职工生活,努力办好职工食堂。当时,年轻职工收入都低,以二十几元至四十九元五角不等。炊事员是临时工,但手艺好。过去所里混乱,炊事员也情绪不高,生活费用较大而质量较差。他去后,让职工轮流管伙,比较优劣,基本杜绝了伙食漏洞。开辟了既不影响游览观瞻,又能种菜的地方,职工集体劳动,大家拾柴,解决燃料,既降低了伙食单价,又提高了伙食质量。一时间,有想回家吃饭的同志,渐渐愿在所里吃饭了。

他未去之前,所里有突出的矛盾。有戳事弄非的,有感情对立的,有打架斗殴的,有寻衅告状的……,他去后,通过了解情况,作深入细致的工作,把握关键,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除个别私欲彭胀之人的心理未能长久服下而外,一切鱼安水安。他干教育工作时间长,对教育方法十分熟悉,教育策略运用正确,两三月间,使文管所工作走上了积极向上的轨道。

1982年春节后,春风送暖,阳光和煦,文管所各项工作步入正规,旅游也兴盛起来了,当时5分钱的门票,收入6000余元(12万人次,和现今人流差不多),大围墙建设开始了,工作秩序井然了,职工各司其职了,伙食改善了,当年《文物法》也颁布了,职工职业道德水平提高了,业务进步了。团结替代了矛盾,生动活泼取替了勾心斗角,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开创了文管所光明的前景!也奠定了勉县文物旅游事业的基础。

一个有良知的,过去与他共事过的职工,都能见证这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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