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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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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过乡,进过厂,就是没有扛过枪,跳沧海,没死亡,上岸后,再思量,搞研究,老益壮,三国文化更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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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道教发祥地  

2013-02-10 12:40: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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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道教,是中国特有的宗教,它起自于东汉中后期。史学界和道教界普遍认为“五斗米道”是道教的早期形态,它的创始人是汉顺帝时(126-144)客蜀的沛人张陵。本文认为东汉中后期的腐败行政,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严重失衡,造成管理混乱,民生凋弊,信仰危机。在这种社会背景条件下,民间结社组织兴起,他们努力寻求新的信仰,于是“太平道”教、“五斗米道”教应运而生。五斗米道教在张陵的孙子张鲁统治汉中后,得到了强势发展和光扬,教徒则扩展为全民了。它的理论、科仪、道场、法式及惠民政策等,都是在汉中成熟、定型和实施过的,因此汉中成就了“五斗米道”教的功果。而汉中谷地西山口走马岭上的张鲁城就是张鲁统治汉中期间的军政、教政、民政的管理中心,这里尚有天师堂的遗迹。故,确定走马岭为道教发祥地应符合情理。

【关键词】:道教;五斗米教;汉中定型;发祥地;走马岭

道教是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宗教,是中国特有的。它主要是汉民族的宗教,是汉民族在繁衍生息过程中所衍生的信仰体系。熔鬼神崇拜、神仙巫术、黄老思想为一炉,在东汉中后期出现并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魏晋以降,得以快速发展,创造了诸多科技和文化成果,撰修了大量经典,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特殊地位。一些王朝或朝代将其定为国教,与外来佛教时而合流互渗,时而分庭抗礼。而道教发祥于何地,历来说法不一。笔者愿从正史的角度来叙述自己的观点,不妥之处,望史学界、道教界专业人士正之。

一、道教肇始于“五斗米教”

当代史学主流观点和道教业界都认定东汉中后期张陵创立的“五斗米教”为道教源头。东汉中后期,社会上出现了“太平道”与“五斗米教”两大民间社团,他们秘密结社,组织活动,制定信仰,传播学说,形成了极为重要的社会力量。

“太平道”以于吉的《太平清领书》为纲领,以张角、张梁、张宝为领袖,以符水治病为手法,在中原与华北一带传教,联结苦难民众,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黄巾起义,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推翻现实不公与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建立另一种理想王国。东汉政府遂组织各方力量进行镇压,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而东汉王朝却摇摇欲坠了。随着黄巾起义的失败,“太平道”教就烟消云散了。当代哲学家、史学家、宗教研究领军人物任继愈老先生(2009年7月去世)说:“《太平经》(《太平清领书》)的基调是帮助皇帝治理国家,让天下太平”。〈1〉那么,《太平经》就算不上道教经籍。“太平道”教有一些科仪、法式,这些科仪、法式与“五斗米教”基本相通,有教的性质,但它的理论与科仪、法式之间有不合拍节的地方,后世也没有得到发展,故而,“太平道”教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五斗米教”是在巴、蜀、汉中兴起的教团组织,它的起源早于“太平道”教。约在汉顺帝时(126-144),沛国丰人张陵客居蜀地,在西蜀鹄鸣山学到了道术,《三国志》上说他制作了“道书”,传道收徒,以“五斗米”为献纳,《后汉书》说他制作的是“符书”。无论“道书”或“符书”,在当时的正史中都没有录著与阐解。然张陵创立的“五斗米教 ”被其子张衡、孙张鲁及在巴、汉传教的张脩所传承,并在张鲁与张脩时代发扬光大了。

一个教别、教派的认定,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它应有头人、有组织机构、有教徒、有科仪、有法式等。“五斗米教”的组织机构,史书上讲有“治”,并设置义舍。治内有“鬼吏、奸令、理头、祭酒、治头大祭酒”等职称,这是“五斗米教”的干部系统,分层论次,各有司职,他们是管理者,而“鬼卒”则是最普通的教民,是被管理者。张鲁、张脩就是最高统治者,张鲁自号“师君”,张脩称“五斗米师”。“五斗米教”崇尚“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张陵或者张鲁篡修了《道德经》而著《老子想尔注》,把老子的哲学著作改易为“五斗米教”的宗教信义,这样,道家的“无为”思想就被修正为“有为”的“五斗米教”的教义,用来引导入教者的思维,使“五斗米教”披上了道家思想的外衣,受到了教徒们的崇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早期道教。

《老子想尔注》虽已轶失,但在敦煌考古中发现了其残卷,从中可以窥见其主旨,现存于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张陵创立的“五斗米教”在汉末张鲁、张脩时代得以程式化、定型化。其教徒、科仪、法式、道场、信仰、组织机构一应俱全,教民也已达到了空前。在张鲁统治汉中以后,逐步将教徒扩展为全民了。

任继愈先生认为:“道教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最初产生于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更早的渊源则是古代的巫术。东汉末年顺帝时张陵及其儿子张衡、其孙张鲁倡导‘五斗米道’,加入道的人,要交纳五斗米的费用。传播地区在汉中、四川南部。‘五斗米道’信奉《老子》五千言。”〈2〉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主任、道教学院副院长、道教研究资深专家李养正先生说:“自黄巾失败后,太平道同时受了打击,不能公开传布,只有张陵的孙子张鲁雄据汉中……尽力推行他祖父的五斗米道……历史上虽有其他各宗杂出并见,但是考察他们的历史起源,都在魏晋以降,所以若论及道教的创始人,史学界和道教界都承认是东汉的张陵。”〈3〉《辞海》与《现代汉语词典》也都认为道教肇始于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至于“正一道”,是发展了的“天师道”,并与“天师道”一脉相承。

二、“五斗米教”的兴起与传播

“五斗米教”的兴起与传播有其时代背景。东汉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在中央,宦官与朋党之斗争愈演愈烈。从和帝永元四年(92)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发生了外戚与宦官四次惨烈的权力之争,皆以外戚失败而告终。之后,宦官牢牢掌握了中央大权,社会政治更加黑暗,他们垄断了仕途,破坏了正常的人才选拔制度。于是一些社会名流与较为正直的官员结成了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4〉在朝野展开了“清议”运动。后来,清议者又与太学生们结合在了一起,企图打击宦官势力,但,盘根错节的宦官集团反而对被清议的正直官员进行了诬陷,大量被清议的官员遭逮捕,并终身禁锢,史称“党锢”事件。这样以来,宦官们更加为所欲为,欺男霸女,割剥百姓。桓、灵依靠宦官,胡作非为。桓帝大造宫室,广选美女,过着骄奢淫逸、声色狗马的腐朽生活。灵帝较之桓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宦官的依赖程度更高,不仅把宦官称作父母,进而在西园公开卖官,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品阶位,按其肥瘦高底,标定价格进行拍卖,大量搜刮社会财富。曹操的老子曹嵩就曾出一亿钱买了个太尉当了一当。

在地方,地主庄园势力发展迅猛,土地高度集中,一些失地农民不得不委身于庄园主,成为了庄园的家丁和奴婢,大的地主庄园都建有乌堡和自己的武装。“故下户踦岖,无所跱足,及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5〉这说明,这个王朝已经不注重社会治理与民生了。

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民间结社,异端它说悄然兴起。《三国志》讲:“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6〉《典略》曰:“熹平(灵帝年号,172-178)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178-184)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脩为五斗米道〈7〉。中平元年(184)二月,自称“大贤良师”的张角率领教徒和饥民发动了震天憾地的黄巾起义,他们烧官府,杀官吏,以崔枯拉朽之势冲击着东汉王朝的统治。同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脩反,寇郡县。”〈8〉说明教势力在东汉末年蕴藏了强大的能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而导至后来的分崩离析。东汉中后期的政治衰缺,造成了官僚机构腐败,社会管理混乱,民生凋弊,正常的经济秩序严重被破坏,民众信仰危机,这是政府公信力严重失衡的表现。于是,人们就容易被来自异说的教化。而造作道书的张陵,正是看到了政府病入膏肓的弊端,辞官学道,收米传徒,在秦岭以南的巴、蜀、汉中广播其学术,发展势力。当时,巴、蜀、汉中的治理和全国一样,也是一片混乱,他们圈地圈钱,腐朽堕落。益州刺史郤俭烦扰赋敛,也被自号黄巾军的马相、赵祗所杀。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使“五斗米教”的势力迅速在这个地区扩展开来,信教民众日益增多。

曾在东汉政府任九卿之一的刘焉,看到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地方政府落在了州郡豪强手里。曾建议,选派清名重臣接管州郡,继而觉得东汉政府已无药可救,知天下将乱,欲求交阯牧而避祸全身,在董扶的预言下,改请益州牧。刘焉到任后,“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9〉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的“五斗米教”给予认可,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益州牧刘焉以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10〉并让他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11〉而“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讬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12〉这样,一方面将“五斗米教”限定在汉中,给予生存空间,一方面让张鲁、张脩等为刘焉割据益州制造口实。而朝廷对中原的混乱局面且无法控制,更没有精力来管益州的事,“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13〉这时,张鲁既是汉中的行政长官,又是“五斗米教”的头人,这对“五斗米教”的公开传播与大力发展是极好时机,张鲁抓住了这个机遇,将教徒逐步扩展为全民了,“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14〉

三、“五斗米教”的特征

道教肇始于“五斗米教”,这是被方方面面所认可的,那么,为什么会形成共识呢?它是有一些特点的,这些特点构成了早期道教的基本层面,被后世道教界所崇奉,被当代史学界所认同,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形成了早期道教的基本理论。史书载:“张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至于张陵造作的道书是什么样子的,正史没有著录。张脩在汉中传教,《典略》叙其以“老子五千文”为修习科目。《典略》是三国时魏人鱼豢所著,虽未被定为官方史书,但也应按正史看待,它是当朝人著述的历史,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常常引入。陈寿《三国志》给张鲁立传是从其作为对历史影响角度出发的,客观叙记了张鲁政权的行政与教政两个方面,并认为教政是有害社会的,称其为“鬼道”、“米贼。”世传张陵或张鲁修撰了《老子想尔注》,但多许研究者认为是张鲁所撰。从张陵“造作道书”,到张脩教民修习“老子五千言,”再到张鲁的《老子想尔注》,可以说道教的原始理论已经基本形成。

2、有教案、有法式、有科仪

“五斗米教”的原始教案除史书记载的张陵造作的道书外,把“老子五千文”作为必修课程,而发展了的教案就是《老子想尔注》,其教案被教徒、教民奉为信仰。“五斗米教”不是宣扬学术的机构,它是一个组织民众介入信仰的团体,故而它要组织一些活动,针对贫病交加的群体,以治病为突破口,招来信徒,因此,它对生病的人要作一些法式,这些法式既简单又充满神秘感。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是以符水对患病的人进行治疗;神秘到什么地步,就是“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15〉又“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16〉“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17〉故《典略》认为:这种方法,“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竟共事之。”〈18〉它的科仪还比较复杂,入教者,首先得接受教义宣传,按现代说法,就是“洗脑”,完后“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19〉使入教者出五斗米。教徒犯错皆三原,让其思过……这些科仪,有教化的作用,有迷信的内容,有盘剥的成份。

3、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职务分工。陈寿说:“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20〉而张鲁又自号“师君”。《后汉书·刘焉传》里又有“理头”的职称。《典略》中则说有“奸令祭酒”、“奸令”、“鬼吏”等名谓。这些称谓中除“鬼卒”为普通信众外,其它都是管理层的,他们都有司职分工,祭酒或治头大祭酒,管教区内的行政、民政事务,是该教的骨干力量;奸令或奸令祭酒,他们的文化层次比较高,他们负责教区内教化民众,学习“老子五千文”及《老子想尔注》,以及灌输诚信、不欺诈,劝善等思想政治工作;“鬼吏”则完全是教职人员,他们负责设道场,做法式、祷告、斋醮、以及搞一些神乎鬼乎的过场。

4、道家思想与教的科条杂糅并施。“老子五千文”宣扬清静无为,安分守己,不争不欲,遵循天道规律,阐述道法自然,不人为地去改造自然,破坏环境,以及推广小国寡民思想等。“五斗米教”尊崇老子为祖师,修习“老子五千文”,并按立教意图对“老子五千文”进行阐发和改造,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想尔注》把本不与教相干的“无为”思想修正为“有为”的教义,并与教的内容相溶合,使该教既有迷信的科仪,又有民生的部分。设道场、施符水、做法式,这在教外人士看来,它是与科学相背驰的。而它又劝善教民,小过修路百步,犯错三原,“又依月令,春夏禁杀,”〈21〉设置义舍,在一定范围内施行仁义,这些都是民生的部分。相对于汉末残酷掠夺百姓、枉杀无辜来讲,是相当宽惠的了,故而在“五斗米教”传播的地区,“民夷信向”〈22〉之。

四、汉中成就了“五斗米教”的功果

汉中位于我国地理版图中心,又在秦、淮南北地理分界线以南,山川相连,汉水纵贯其间。亚热带季风温润的气候条件,使这里林木茂盛,物产丰富。秦巴夹汉江,山青水秀。绵延千里的秦岭大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严寒;环护于南的巴山又缓解了海洋气旋的曙蒸潮热,因此,这里最能体现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是世界上同纬度最宜人居的地区之一。龙岗寺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12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由于这里地处秦、巴之间,山势绵亘,交通艰难,李白所谓的蜀道难,指的就是中原通往巴、蜀必须逾越的汉中道路。从天文学的角度讲,它属益州分野。汉中也被称为天府之国,战国早期属楚国领地,后被秦国巧取,秦统一后划全国为三十六郡,汉中为其一。

由于东汉中后期的政治衰颓,行政腐败,社会管理混乱,人民生活渐趋困顿,造成了民众的信仰危机,于是民间结社组织抬头,他们互助协作,共度时艰。但当良好愿望不能实现,又没有能力达到安定和谐的生活情境时,便挺而走险,向官府发难。黄河流域及华北地区的饥民在“太平道”教首领张角、张梁、张宝的领导下,发动了黄巾起义。而巴、蜀、汉中的苦难民众则在“五斗米教”的旗帜下组织反抗压迫的斗争,“巴郡妖巫张脩反,寇郡县。”“太平道”教随着黄巾起义的失败而消亡;“五斗米教”则在巴、蜀、汉中存活了下来。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州、郡豪强势力得到了强势发展,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压榨百姓,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中央政府已无威信可言。当时在中央任九卿之一的刘焉看到了天下将乱的时局,在侍中董扶“益州分野有天子气”〈23〉的鼓动下,求得益州牧。刘焉到任后,对已经发展起来的“五斗米教”采取了怀柔政策,任张鲁为督义司马、张脩为别部司马,率领教徒、教民进击汉中,杀汉中太守苏固等朝廷命官,占领了汉中。

汉中本是张脩的传教地盘,他在那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曾发动巴、汉起义,而且一套科仪也是张脩在汉中创立的,这在裴松之注引的《典略》中有详叙。汉官被杀、汉使也被杀,这块被张脩经营了多年的传教基地没有了东汉的长官,张鲁、张脩就实际控制了汉中,汉中这方神圣沃土也就成了“五斗米教”的独立王国。

但是,由于张脩在汉中教民中的威望颇高,而张鲁又是张陵之孙——“五斗米教”的正宗传人。为了教内信仰唯崇天师(张陵),为了教民不分裂,张鲁设法杀掉了张脩。但用了什么手法,已无从得知,然从“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脩业,遂增饰之。”〈24〉可以看出,张鲁是使用了手段的。张鲁在汉中以教为政,劳武结合,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汉中长达二十五年之久,这是一个创举,也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特例。

张鲁在汉中统治期间(191-215),户口有增无减,特别在“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25〉,使汉中人口由东汉的五万余户增至十万开外,这些迁来人员,同时也成了教民,“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自张陵创立“五斗米教”以来,经三代人的传承,在益州大地生根开花,而在汉中结出了果实。它的信仰、科仪、法式、道场都是在汉中得到定型和成熟的,东汉末年的政治气候,时代背景,使“五斗米教”在益州境内孕育、发展,而汉中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与刘焉的政治意图又使“五斗米教”在汉中获得了最佳生存地,汉中这方神奇的山水成就了“五斗米教”的功果。虽然曹操在215年征降张鲁,瓦解了“五斗米教”,但是“五斗米教”在汉中的辉煌历史却是不容抹杀的。

五、定走马岭为道教发祥地应在情理之中

走马岭在汉中谷地西山口。古为通蜀要道,行军走马往来熙熙,故名之。岭上有汉时烽火台遗迹,故,走马岭亦名烽燧山,俗称烟洞峁,郦道元又称之为“崤岭”。它东依浕水,南临汉江,山顶平缓,当川、陕、甘交通要道,其地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三国时,在这里发生了两次重要争夺战。

走马岭为汉中盆地西门户,控扼川、陇,锁钥江河与道路。公元191年,刘焉派张鲁袭夺汉中后,“张鲁使弟卫与将杨昴等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26〉说明这里就是古阳平关和张鲁所筑城池的位置。215年,曹操率十万大军从陇西南而来攻取汉中,在此遇阻,“攻之不能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解散。公乃密遣解慓,高祚等乘险夜袭,大破之,斩其将杨任,进攻卫,卫等夜遁,鲁溃奔巴中。公军入南郑,尽得鲁府库珍宝。巴、汉皆降。”〈27〉曹魏大军与张鲁的势力在这里进行了攻防争夺,终被曹军拿下,入汉中平原的门户被打开。张鲁御敌的屏障被攻破后,就溃退到巴中去了。曹操占领汉中,打开张鲁的仓廪,使军资饶裕。张鲁势穷,依杜濩赴朴胡处,终因力量悬殊,而与杜濩、朴胡等权衡之后,交械投降。由此可见走马岭之于汉中的重要性。

曹操征降张鲁,取得汉中,留夏侯渊守备,辅以张郃、杜袭、徐晃、郭淮等重将,其中张郃驻守走马岭。218年,刘备举倾国之力强取汉中,被堵在走马岭以西,与张郃军对垒连年,至219年春正月的一个寒冷夜晚,刘备发动了一场夜袭战,攻上山来,烧掉张郃守备的一个关键部位“鹿角”,并与张郃的亲兵卫队展开了肉博战,但还是没能取胜。于是刘备变换策略,南渡沔水,袭取夏侯渊在定军山下走马谷的老营,并杀夏侯渊于此,这才突破了夏侯渊针对刘备北上而设置的防御体系。

曹操征降张鲁,也就结束了张鲁在汉中的统治,“五斗米教”的一切机构停止了运转,鉴于教民奉行此教时间颇长而笃信,为了消除此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曹操采取了移民举措,较大规模者有两次,一次数万户,一次八万余口,共迁徙汉中夷、民约二十万人左右,以充实关中及洛、邺。这样,根深蒂固的“五斗米教”在汉中的基础基本上被瓦解了。

张鲁横山筑城十余里的地方,亦即走马岭。北魏历史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上是这样叙记这里情况的:“沔水又东迳白马戍南,浕水入焉。水北发武都氐中,南迳张鲁城东,鲁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传业衡,衡传于鲁,鲁至行宽惠,百姓亲附,供道之费,米限五斗,故世号五斗米道。初平中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往汉中,断绝谷道,用远城治,因即崤岭。……西北二面,连峰接崖,莫究其极。从南为盘道,登陟二里有余,浕水又南迳张鲁治东,水西山上,有张天师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堂为张鲁治。”〈28〉这段话讲的很清楚,五斗米道是张陵创立的,经世传至张鲁,张鲁治也设在这里,并建有张天师堂,张鲁治以张天师堂为核心。这就是说,张鲁在汉中最重要的传教基地在“(浕)水西山上”,也就是走马岭上,因此,走马岭上的张鲁城成为了推行“五斗米教”的总据点。四川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方北辰先生认为:“五斗米道的教区称为治,全教共有二十四治,而以阳平治[阳平关教区(按:阳平关在走马岭上,与张鲁城重合,笔者《古阳平关考述》〈29〉有阐释。“按”为笔者所加)]为首。”〈30〉这里所说的“阳平治”就是《水经注》上讲的“张鲁治”。

张鲁在汉中统治了二十五年,建立了一个特殊性质的政权,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普遍认为是“正教合一,劳武结合”的政权,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存活于特殊地理与人文环境中的局域政权,它存在的时间与空间都是有限的。然而它维系统治的核心成份,也就是教政的部分,却被后世认为是道教的早期形态而被推崇。因此说“五斗米教”奠定了道教发展的基础。

社会认可“五斗米教”为道教的早期形态,汉中成就了“五斗米教”的功果。它的理论、科仪、道场、法式及惠民政策,都是在这里完成定型和实施过的。走马岭上的张鲁城,就是张鲁在汉中的军政、教政、民政的管理中心,这个中心被社会和史书所认定,因此,定道教发祥地于走马岭应符合情理。

 

注释:

〈1〉《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154页,王力等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2〉《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153页,其它同上。

〈3〉李养正著《道教概述》,见《道协会刊》1980年第5期。

〈4〉《后汉书》卷六十七,2185页,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5月第1版。

〈5〉见崔寔《政论》。转引自《中国古代史纲》(上),240—241页,张传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6〉、〈10〉、〈19〉、〈20〉《三国志》卷八,263页,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7月第2版。

〈7〉、〈14〉、〈15〉、〈16〉、〈17〉、〈18〉、〈21〉、〈24〉《三国志》卷八,264页,裴松之注引《典略》,出版同上。

〈8〉《后汉书》卷八,349页,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5月第1版。

〈9〉、〈11〉、〈12〉《三国志》卷三十一,866—867页,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7月第2版。

〈13〉、〈25〉《三国志》卷八,263—264页,出版同上。

〈22〉《后汉书》卷七十五,2436页,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5月第1版。

〈23〉《三国志》卷三十一,1865页,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7月第2版。

〈26〉、〈27〉《三国志》卷一,45页,出版同上。

〈28〉《水经注校》第二十七,876页,王国维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29〉《成都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30〉见方北辰《三国志全本今译注》48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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